想象一下兩家咖啡館：一家在 Palo Alto,另一家在北京。在第一家咖啡館里，工程師們一邊喝手沖咖啡，一邊討論 API 集成。在第二家咖啡館里，運營經理一邊喝著奶茶，一邊集思廣益，策劃病毒式營銷活動。
2010 年代見證了世界兩大經濟體在科技史上最深刻的分歧。硅谷加倍投入企業軟件，而中國則將賭注押在消費者應用上。這兩種策略都以無人能預料的方式奏效了，也失敗了。
共同之處是：兩者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社會經濟的數字化。
疫情三年，星移斗轉，GPT 橫空出世。過去的十年，我們到底錯失了什么，又應該如何進入下一個十年？
一、軟件吞噬一切
2011 年 8 月，Marc Andreessen 在 Wall Street Journal 上發表了 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一文。這篇文章站在 2010 年代的開端，一方面回顧了互聯網、智能手機和云計算對商業社會的改變，另一方面拋出了軟件在進一步重塑汽車、零售、物流、金融、醫療保健和教育等傳統行業的觀點。
2012 年 5 月 18 日，Facebook 在 NASDAQ 以 1040 億美元的市值上市，就募資金額看，是美國歷史上第三大 IPO.在資本市場和媒體的一致看好之下，仍然很快跌破了發行價，到了月底，跌去了四分之一的市值。盡管如此，它還是為早期投資人和員工提供了豐厚的回報。
這次史無前例的 IPO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很多早期員工年紀輕輕就財務自由，同時又深諳軟件的巨大價值，很多人轉身創辦新的軟件公司，Asana、Quip、Cloudera 等先后浮出水面，面向企業提供服務。而面向消費者服務的 Quora、Path 等公司則發展較為緩慢。
另一方面，Facebook 在 IPO 之后的十年中通過自身強悍的執行牢牢占住了社交王座，把 Twitter 和 Snap 甩開數個身位，成為唯一能在數字廣告市場上與 Google 競爭的科技巨頭。在收購 Instagram 和 WhatsApp 之后，Facebook 逐漸形成了近乎壟斷性的行業地位，讓一路看著 Facebook 長大的風險投資人避免在社交賽道上與 Facebook 直接競爭。
可以說，在 Google 和 Facebook / Meta 之后，美國科技業幾乎放棄了在消費互聯網上再造流量入口的嘗試，轉而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線，造就了硅谷下一個十年的繁榮。
二、美國：SaaS 接力移動
正如 Marc Andreessen 預言的，軟件完美接力上一個十年中的消費移動應用，成為新十年的主流投資趨勢。新創辦的 SaaS 創業公司在 2010 年～2015 年間，增速成一條 45% 的直線，每年都在 1000 家以上，直到 2018 年以后才逐漸下降。
從投資金額來看，在 2008年～2017年的十年間，風險投資逐漸達到高峰，特別是在 A～C 輪的成長期，每年投入的金額都在百億美元的級別。這些投資主要都集中在了北美市場的 SaaS 公司上。
從退出的角度看，面向消費者的名字往往因為家喻戶曉而飽受關注，但 SaaS 公司無論是 IPO 還是并購，退出數量遠遠超過這個時期的消費互聯網公司。
回看這些變化的時候，更會感受到 Marc Andreessen 文章的預見性。他從 Netscape（更像是消費互聯網）到 Loudcloud（企業云服務）的經歷，以及對 2000～2010 年間的趨勢變化的理解，讓他更早地認知到“這是個巨大的機會。我知道該把錢投到哪里”。
所謂“巨大的機會”，無非是基礎設施的普及，成本下降，但當人浸泡在這樣的現實中的時候，就會無所知覺。反而是從前個時代穿越而來，才能感受到變化的劇烈，以及未來如何分布不均。
從協作辦公，到銷售營銷，到人力財務，再到 IT 安全，軟件裝上了 SaaS 的商業模式滲透進企業業務流程的每一個環節。在 Microsoft 和 Oracle 的時代（參考：《Oracle:復雜性戰爭》），企業軟件往往以功能的全面性著稱，而在 SaaS 時代，軟件則以專注于某個環節或者某個行業著稱。自動化平臺 Zapier 在 10 年間連接了 6000 多個企業軟件的應用程序接口（API），成為一家僅融資一輪就盈利的獨角獸公司。
API,或者說“接口”，不是為 SaaS 設計的，但由于 SaaS 需要和企業客戶對接，開放可編程接口是必備特性。同時，開源軟件社區也逐漸壯大，技術棧中越來越多的開源代碼也需要通過接口相互連接、調用，形成了一整套基于“接口”的軟件生態。在這個生態下，一家公司努力做好一件事，其他搞不定的事情，就找到其他公司的接口來解決。這既是一種軟件開發哲學，也是商業生態的網絡效應，更是資本投入的高效杠桿。
三、中國：超級應用崛起
中國的故事發生在消費互聯網上。
字節跳動把 Facebook 的 Newsfeed 發揚光大，在沒有社交圖譜的情況下重新發明了信息流，之后又把短視頻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美團和滴滴曾經是“共享經濟”的代表，現在則是本地生活和交通出行的巨頭。
拼多多從水果團購起家，現在則以匪夷所思的低價和退貨政策，成為淘寶、Amazon 之外的電商新一極。
所有這些公司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超級應用”。最先獲得這個稱號的其實是微信，而后，中國的消費移動應用都開始在產品增加更多相關或不相關的功能，依靠各種小紅點、推送通知或游戲化獎勵做產品內部的引流和滲透。微信依靠春晚紅包獲得了支付能力，美團從團購變成了“送啥都快”的生活小幫手，拼多多和支付寶都可以看視頻，抖音和快手則可以購物和打游戲。
閉環，是中國互聯網上黑話中的黑話；入口，是中國投資人眼中的皇冠上的明珠。
順著“閉環”的“入口”看進去，只剩下直播間里賣的新國貨。
我曾經和一位中國的頂級風險投資人交談，他歷數了自己投資過的中國 SaaS 公司，這些名字遠沒有其美國同行響亮，慘淡經營，也難以看到上市退出的希望。
在 GPT 橫空出世之后，美國 SaaS 公司紛紛開始向客戶提供 AI 功能，過去已經建立的客戶基礎和產品場景為 AI 提供了通路和上下文，大大提升了在 AI 上創新投入的回報確定性。
在中國，AI 應用卻因為缺乏場景和商業模式而進展緩慢。
上一個十年的錯失，會改變未來數個十年的路徑。
四、錯失了什么，為什么？
我在《視頻生成：AI 的十億消費者機會》一文中表達過一個觀點：
消費互聯網（Consumer Internet）鋪路，企業互聯網（以 SaaS 為代表）造車，后者并不是一個獨立發展的趨勢，而是前者達到臨界規模后的衍生。
這句話其實和 Marc Andreessen 講到的“軟件吞噬世界”的先決條件沒有本質區別：正是因為互聯網在消費者側的大規模普及，才能推動云計算等基礎設施的快速鋪開，為企業軟件的成長奠定基礎。
在上一個十年中，中國市場長出了短視頻，也很快把 TikTok 復制到了美國市場，美國本土的 YouTube 和 Instagram 也快速跟進。加上疫情居家辦公的影響，短視頻在企業營銷、教育培訓等方向愈發重要，也催生了大量的衍生基礎設施。
那么，中國市場錯失的是 SaaS 嗎？從投資回報的角度看似乎是這樣的。但仔細看，中國的企業軟件很多沒有以獨立公司的形態存在，而是作為大廠“閉環”生態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更具體來講，往往是和云計算業務捆綁在一起。這其實很像 Google / Microsoft 提供的企業軟件，往往是用來敲開企業客戶購買云計算服務的敲門磚一樣。類似的，在騰訊 / 阿里 / 美團的電商生態中，也蘊藏著大量與零售、金融、物流等相關的軟件。
這些來自大廠深處的企業軟件，延續了消費互聯網那種燒錢換規模，然后羊毛出在豬身上的“入口”邏輯。它們用免費 + 捆綁銷售的形式進入市場，憑借自身強大的市場開拓能力跑馬圈地。這種邏輯，不僅僅消耗了大量的資本，也綁住了大量的軟件工程師人才在一個高度集成的項目上，而非通過不同產品之間的“接口”進行重新組合。
在 2010年～2020 年中，大廠的戰略投資逐漸崛起，而以 LP 回報為目標的風險投資基金則且戰且退。戰略資本的最高目標是實現企業的戰略意圖，如果大廠是在超級應用上競爭，那么投資的目的也是如何更好地打造閉環，而不是打造更多的開放接口。
早期創投的價值在于多樣性，而多樣性來源于開放性。這需要生態里面的玩家抱有“接口”心態，而不是“入口”心態。
SaaS 或許是因為中國企業服務市場的整體現狀而未能得到機會，但其慘淡現狀也反映出中國創投生態的問題。
美國的生態截然不同，下面分成幾個層面來看。
技術層面：以 GitHub 為代表，基于開源軟件生態，出現了一批開發者工具（Developer Tools），圍繞軟件開發的各個環節，專門服務軟件工程師這個成本昂貴的群體，進而服務企業中的核心數字資產和業務流程。這意味著，軟件開發的生產效率在不斷改善，軟件工程師的人效在持續提升，軟件工程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也越來越有保障。
產品層面：產品講求差異化，不做同質化競爭，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在垂直領域和業務環節都會出現細分。要么選擇一個大的垂直領域，端到端的把業務扎下去，要么選擇一個通用性很強的環節，做寬度和覆蓋，把客戶在這個環節上的需求都吃掉。這一點是和消費互聯網非常不同的地方，后者規模經濟極強，最終往往是“一家獨大”的市場格局。
市場層面：既有 PLG 這種以產品特性為主導，更接近消費互聯網用戶增長打法的路徑，也有 SLG 以銷售為主導的路徑。很多創業公司在起步階段就有 1～2 個 Design Partners,通過一定的股權綁定，作為“天使”客戶提供產品建議，并鎖定為最初的標桿客戶。同時，2010 年成長起來的這些 SaaS 公司也培養了一代在經驗、能力、人脈資源都更成熟的銷售、市場人才，成為從技術到客戶之間的潤滑劑。另外，創投圈也是初創公司的客戶來源，降低冷啟動的難度。
財務層面：SaaS 的核心是用標準化產品來替代非標準化的服務，從而大大提升企業財務的經濟性。美國人力成本高昂，軟件公司特為尤甚，本土的核心團隊規模都不會太大，追求人效，不愿意靠堆功能、做外包來贏得客戶。很多做到億級 ARR 的公司，團隊規模還在 500 人以內。也有很多初創公司在百萬美元 ARR 的規模上就開始盈利，對風險投資的依賴也在減小。
投資層面：風險資本也跟隨產業趨勢逐漸細分。特別是在早期投資的市場上，以 Y Combinator 為代表的加速器 / 孵化器大量出現，AngelList 上也出現了天使投資的 Rolling Funds,LP 可以按照季度進行小額定投（每季度在 1 萬美元左右），還有一些 Venture Studio 的孵化模式，以及資金規模不高、但強調 deal flow 的獨特性的 Microfunds.融資渠道的多樣化大大增強了資本市場對創新的包容性。
在生態的不同層面上出現的變化，核心在于其開放性，而不是包含在某個大廠的“閉環”中。一個值得玩味的說法是：中國講“入口”，而美國講“接口”。開放性和多樣性才是中美兩個市場在過去十年最大的差異，而非消費互聯網與 SaaS 之爭。
開放性和多樣性是持續創新的基礎。自 2022 年 GPT-3 問世以來，美國的 AI 生態從芯片和基礎模型開始，到 2023 年進入 Infra、DevTools 的階段，到了 2024 年，企業軟件和消費應用也逐步浮出水面。創新的接力賽一棒接一棒，沒有停歇的意思。
中國錯失的，正是這種流水不腐的開放性與多樣性。
五、如何進入下一個十年
2020 年代有兩個開端。
一個是 Covid-19 的開始和結束。它對全世界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經濟都有深遠的影響。對于科技行業而言，它一定程度上加速數字化的滲透率，特別是對更為傳統的行業而言，僅僅是遠程辦公一個變化就足以驅動很多軟件采購的快速決策。
另一個是 GPT-3 的發布。我們仍然處在生成式 AI 周期的早期階段，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仍然有待展開。一個明確能夠做出的結論是，它至少可以在上一個十年“軟件吞噬世界”所留下的高度數字化的基礎上，提升整個社會智能化的水平。
這兩個開端，一個是把軟件周期推向了最高潮，另一個則在高潮之上再添新力，帶領世界進入了 AI 周期。
六、模糊的B/C邊界
經過上一個十年，中美兩個市場在很多地方開始互相追平。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美國通過軟件周期把根深蒂固的傳統行業進行了數字化，中國則通過移動互聯網也完成了零售、支付、物流、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數字化。在人才儲備上，軟件工程師供給穩定，開發工具和技術棧越發高效。在成本優勢上，兩國的人力成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漲，但 AI 周期中也都有明顯的效率改進機會。
消費互聯網的創業和投資不確定性更強，而最終的回報也更驚人。TikTok 的崛起并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是短視頻產品形態的革新，而也要考慮到它突破了 Facebook 長期占據的 Social Graph,利用個性化推薦算法建立了全新的興趣圖譜（參考：TikTok and the Sorting Hat 和 Seeing like an algorithm）。AI 無論在產品形態、交互界面和智能算法幾個角度上，都有機會做到全面創新。
難點在于：如何做好用戶增長達到規模經濟所需要的臨界點？這是消費互聯網的基本功，而在過去的十年中，只有 Uber 這樣的共享經濟公司還存有一些 know-how,除此之外，對于大量的 SaaS 公司，這幾乎是一項失傳的手藝。中國團隊反而在這里已經經歷過更慘烈的戰斗，調動過更大規模的資源，也積累了大量的經驗。
在企業市場上，中國軟件公司的確需要面對更不愿意付費的客戶或更封閉的商業生態。但在“出海”已經成為共識的前提下，這不應該成為障礙。真正的難點還應該回到產品和市場契合上來，如何深入到使用場景中去，拿到更多的企業內部數據和上下文，讓 AI 能夠因地制宜，做出產品的厚度。以及如何構造面向全球的 GTM 能力，語言、文化、人脈都會成為新的問題。
在灣區和一些 AI 領域創業者交流的感受是：AI 在效率改進上的價值很可能并不會強烈地區分消費者和企業。比如生產力工具，很多產品起初的 PMF 是在專業消費者（Professional Consumers）上的，但最終賺錢是在企業客戶身上——后者更有支付能力。而在 AI as a Service 的模式下，初創公司用 AI 來提升傳統服務業的效率，成為 AI 驅動的律師和會計師，面向消費者提供服務。
AI 周期中的消費互聯網與 SaaS 邊界越來越模糊。中國的創業者和投資人最不應該擔心的，就是過去十年似乎錯失了 SaaS 的機會，特別是對于早期公司，這個區別根本不重要。
對于旨在全球市場的 AI 創業者和投資人而言，更應該調整“入口”心態為“接口”心態，發揮各自的長處，分工協作，通過“接口”的網絡效應放大自身的價值；而非在“入口”上同質化競爭，降低資本效率。
七、從“入口”到“接口”：開放與多樣
我認為，對于中國而言，還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補充早期投資生態的多樣性。
在上個十年里，一批新投資人出現了，他們以“$500k is the new $5 million”為口號，往往有著在科技行業的工作背景和人脈，在初創企業更早的階段介入，最終獲得豐厚的回報。現在，我們經常能在公司融資的新聞中看到一長串名字，其中很多人的投資金額并不高，但這些名字本身就是一種網絡效應，為初創公司提供了大量非現金資源。同時，像 SAFE 這樣的投資工具也簡化了復雜的股權交易，抵消了因為多樣而帶來的額外成本。
可以認為，這是一種風險投資的“下沉”策略，更重要的是，它促進了創業生態中的連接性和包容性。在灣區，你很少會覺得一個想法太奇怪，或太愚蠢，或太不符合主流敘事，這不僅僅是對創業者而言的，也是對投資人而言——他們很多人也認為自己是一個創業者，也會以獨特的投資想法而贏得 LP 的認同。
回到中國，在上一個十年中賺到的第一桶金如何能夠以更易得的形式傳遞給 AI 周期的面向全球市場的創業者？面向全球市場的天使投資、孵化器、加速器、Venture Studio、Hackerhouse 都在哪里？有沒有 AngelList、SAFE 這樣的投資工具來簡化投資流程？
創業本來應該是 permission-less（無需許可的）。這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價值創造方式：它需要站在未來，推導出現在可以做出的重大改變。它需要一些涓涓細流來滋養，而不是大力出奇跡式的大筆重注。
大廠高管據說已經成為現在中國 AI 創業里面的半壁江山。他們或許有更強大的資源優勢，更容易獲得資本的青睞。但同時，他們也有很強的路徑依賴，產品想法往往集中在少數賽道上，少了一些想象力。他們動輒千萬美金的融資或許能支撐一個偉大的愿景，但也會打擊生態的多樣性和開放性。
在上一個十年的軟件周期中，美國經濟剛剛從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中走出來，資本變得更加謹慎。而互聯網周期中賺得的“新錢”接替了“老錢”，以更靈活的姿態、更低的門檻支持了軟件周期中的初創公司。對于 AI 周期的中國而言，也應該出現這樣的創新接力。上一代的創業者成為新一代的投資人，提供資金、經驗和背書，既能做好資產配置，也能支持創新，實現長期愿景。更多的小型基金、個人投資或多種形式的孵化/加速項目，化整為零的滴灌、滋養未來的可能性。
資本當然會追求最大的收益，但逐利性也會限制創新的可能性邊界。對于十年的周期而言，最壞的開局莫過于對多樣性的破壞。
不要錯失本可以想象的未來。
本文來源：虎嗅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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